大伯膀胱癌开刀化疗以后，病越来越重了，已经住院了。一直在北大里面的校医院住院，我爸和三叔时不时去看他。一位刚退下来的中央领导要张帆去上海给他讲元史，他要读成吉思汗的书。张帆推荐大伯的一本《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大伯的手已经拿不住笔了，就让我爸代签名。
后来我爸2007年去内蒙呼和浩特的一个评估单位去评估，在当地企业的陪同下参观成吉思汗纪念馆，在纪念品商店发现在卖大伯写的这本书，我爸就跟他们讲了这个故事，他们买了三本书都请我爸代签名。
2006年3月我从网上查到江苏南通有个医院可以治疗癌症，说用什么金米粥疗法。我给大伯看了，鼓励大伯去看看，大伯坚持要去治疗。三叔在一旁无奈的看着我。最后还是答应陪他去了，结果去了一个星期大伯就要回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治疗，就是每天给点儿小米粥喝，借此收费而已。
2006年4月15日，三叔给我打来电话，说大事不好了，大伯在北大去世了。说18号开追悼会，我当时上班很忙，没法脱身。就没有去。还有另一个原因，不忍看大伯的脸。我哥去了，说去了很多学生，哭的很伤心。
大伯和我生日是同一天4月7日。大姑和我哥生日是同一天5月17日。
大伯这辈子很坎坷，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经有位夫人叫郑曼娜，在三里河建设部工作，是在西三旗北新建材工作的致力叔叔牵线搭桥的。二弟就是我父亲余宏君是高级电气工程师退休在北京，三弟是我三叔余儒君2020年6月在美国探亲期间因艾尔斯海默症卒于西雅图并安葬在那里，四弟余惕君在陕西已退休，他的二女儿余静继承了大伯的史业，现住在大伯的北大燕北园。大伯一生无子女，无长期伴侣相伴。
下面是小静发给我的在一个公众号，里面有一个人回忆他的几个老师的文字。其中有关大伯的节选如下：
“余大钧老师。曾用名余大君，1936年4月7日生人，父亲是蒙古史界学者余元盦（音安，原名余元海），58年他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北大的化学系是与中科院化学所齐名的国内顶级专业科研单位，58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工程（在上海）曾轰动世界，研究团队攻克实验难关靠的正是与北大化学系的合作才取得了最终突破。余老师念大三时，他的化学论文就已发表在北大的《学报》上，算得上是“一鸣惊人”了。可是，正值国家用人之际，毕业分配时，余老师竟然去了大同市第六中学（煤矿子弟学校）教书。余大钧老师的父亲是余元盦，著名蒙古史学者。余家祖籍浙江宁波，祖业绸缎商人。直到1961年余元盦在北京不幸因食物中毒去世后，余老师调入内大蒙古史研究室，子继父业，“改行”研攻蒙元史。1964年以后，他接手周建奇的工作，翻译完成波斯文《史集》。
我在办公室时，他具体负责编印所刊《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译稿需日、俄、英、法等等语言文字的专业完成，整天里就见他张罗着联系校内及北京等外地的专业翻译人，组编稿子、跑印刷厂，里里外外，风风火火；常常是到办公室扎上一头，看看有无他的信函，三言两语完毕，即转身而去，从不“闲谈”。领取工资签名字，落笔总是多一分的“急切”和“匆忙”。每一次发放稿费，他都亲自动手（没有计算器），文字量几乎算到了个位，款额计较到分厘。
余大钧老师绝对是个我行我素的“一根筋”、“犟眼子”。怪怪的性格本是天生，这大概也与他的家庭有关，父亲突遭不测，母亲、弟妹尚在老家，余老师每月的56元津贴大部分都寄给她们，精神的压力、生活的拮据塑造了他离群索居、独往独来的孤僻。看外表的他，架着副眼镜，文静静的，可说话、办事（他也会处事？）却从不拐弯抹角，真要是较起“劲”来，冲着林老师也会哇哇哇地大喊大叫。每到这时，一向“强词夺理”、能言善辩的林老师也一脸无奈。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若是有个不讲理的兵遇到了像余老师这样“认死理”的秀才，到底哪个人讲不清还真是不好说！
稿费账面上的“严谨”前面说过，学校要收购他家的藏书，他先到琉璃厂调查过，然后按书后标价开出书单。一部明版旧刻错按普通古籍标定价格，单位如实更正，加价购买。余老师竟死活不干。
余老师在政治上的“幼稚”同样独特，文革清理队伍，大家坐在一起谈个人“历史问题”，他不分缘由，突然冒出一句：“我小时候曾参加了‘童子军’。”童子军是抗战时期全国性少年学生群体，类似成年人的“义勇军”。听者无心，他却主动“交待”，且词不达意。
余大钧老师行事的“率性”无人能比。一次办蒙古史培训班，安排余老师早上讲课，学员们坐在教室里（农牧学院）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的人影。一堂课的时间已过，余老师夹着个提包急匆匆地进来了。原来，他在赶往教室的路上，偶遇一个外地木匠推着小车在卖沙发，条件是包送到家。谈好了价钱，余老师竟然转身，随小车返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