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转手就可以佃出去，获取不菲的利润。对于底层农民来说，他在获得收成后，首先要给土地所有者一笔额租，然后还要给耕种权所有者一笔皮租。虽然两者高低根据土地丰瘠情况各有不同，但也使得贫者愈贫。 福建人为什么自明代以来就有出海下南洋的风潮？无他，就是因为皮租太高。本来就耕地不足，八山一水一分田，有些地区的皮租甚至超过了额租的数倍，导致越种地越穷。 北海镇要想将关内土地收为公有，光拿到田骨是没用的，甚至暂时拿不到都没关系，田皮才是最关键的。相反在关外就没有这个问题，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自己提供；说句难听的，赵新一开始招收流民，他要把地租规定成“倒三七”都有人抢着干。 多新鲜啊，什么生产资料都不用出，而且拖拉机的工作效率还那么高，流民所付出的只是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的辛劳，就能获得比关内更高的耕种利润，而且还能拿到五十亩地的永佃权，傻子才不加入呢！ 陈青松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孔绍安也有了些想法。 “陈老师，那我回去就先从减租入手，您觉得如何？” “唔......光是减租恐怕不行。你要小心货币权力对公权力的腐蚀，不把这条线斩断，减租减息是搞不起来的。再有就是地主对农村商品经济的控制，这块阵地我们必须拿到50%才行。决不能让他们既控制商业资本，又控制高利贷资本！” “我明白了，不能让他们在地租、商业利润和高利贷之间互相转化。” 说起地主放高利贷的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此人是康熙时期有名的学者，曾任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话说徐家在昆山放高利贷那都名标史册了，当他被弹劾归家后，明珠的外甥为了报仇，搜集徐家的罪证，其中就有放五分利的印子钱，徐乾学被吓得吐血而死。 可到了乾隆时期，五分利算个屁啊！十分利都有。 清廷曾限制民间借贷利率，要求最高月息三分。但把持着从城市到农村高利贷市场的地主士绅们却上下其手，使之成为具文，有些地方百分之百的年息已经成了通常现象。至于京城供官吏行贿买官之用的“京债”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要知道这年月读书人只要开始进京赶考，就一定会和钱铺、账局打交道。 北海镇之所以会对所有来参加考试的读书人提供一笔津贴费，也是考虑到他们有可能会借高利贷，最终引发权力货币化。 孔绍安在经过这次谈话后终于认识到，他要做的绝非是单纯的减租减息，而是一场从城市到农村、从经济到政治的革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会被波及，无人幸免。 于是当他回到自己的大本营文登后，他再次召集四县的工作队成员开了一场动员大会。在会上，他将土改运动的意义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直言这场革命就是要“打土豪”，但绝不是光分田地就算完成任务，这是一场波及到所有人的革命，不如此就无法使底层百姓摆脱贫困，也无法实现“工业国”的目标。 “......给大家讲了这么多，黑板上也都画出来了，相信大家也都明白地主缙绅是怎么搞三位一体剥削百姓了。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先打折他们的两条腿，切断他们的财富循环。呵呵，我所说的打折可不是真的冲进对方家里敲断老爷们的腿，而是要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我们要先发动那些底层受到剥削最严重的贫农，依靠他们来组织农会，然后通过农会的力量跟地主们掰手腕。你们这次下去就是要告诉农民，不要害怕，一切有军管会，有北海军给他们撑腰！我们来，就是让大家通过自己的劳动吃上饱饭的！” 随着动员大会的结束，一百多支由北海军、民政干事、农技人员组成的下乡工作队再次出发。从1793年7月5日起，北海镇在胶东四县开始推行农会，并公布了相关法案。其中明令要求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在县、乡、村成立三级农会。非直接农业经营者--诸如出租田骨田皮后只收租子不种地的人一律不得加入。农会下设租佃部门，以谈判和仲裁的形式调解租佃纠纷。 跟赵新在爪哇搞的农会一样，所有农会成员都会免费领取一套生产工具和优质高产种子，乡一级的农会将对下属各村提供包括马拉播种机、收割机在内的全套农机服务；行署对各乡的农田水利设施修建和改善都将围绕农会成员户进行。 紧接着，胶东行署又公布了《土地经营和民间借贷条例》，考虑到内陆地区使用农历的习惯，具体实施时间被定在了农历七月初一。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 一、四县的地主户无论大小，均可保留水田五十亩或旱田一百亩，其余土地全部由军管会以货币方式征收公有；不参加征收补偿的地主户不得加入农会。征收后的土地所有权为政府公有，农会成员承租耕种，不得转佃，佃租分益比例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