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纸和作为证据的诗集后，发现事大，立刻禀报。 而这位刘大人首先就注意到书中的序文是由苏州大儒沈德潜所作，其中尽是溢美之词；最关键的，则是注意到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这样的话。他立刻就明白，这是不亚于去年发生的“字贯案”之后的又一桩大逆案。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今宜丰）人王锡侯因编写《字贯》被人举报，乾隆以“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都被判斩，相关亲属“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涉事官员全部问罪。） 兹事体大，“勇于任事”的刘大人随即向乾隆上了奏折，并下令立即缉拿收押此案一关人等。 （刘墉在给乾隆的奏折上写有“如有悖逆，即当严办；如无逆迹，亦当核销，以免惑坏人心风俗。现移督抚办理。”） 乾隆接到刘墉的奏报后怒不可遏，于是下旨严查办理。 于是，此案就因为刘墉而无限升级，株连极广。首当其冲的就是东台徐家，然后是徐首发和沈成濯两家、苏州沈家、江宁布政使陶易一家、陶易的幕僚陆琰一家，以及所有经办此案的官员。 只要和《一柱楼诗集》沾上，全不放过。 以上所有人等，均被抄家搜查，然后再定处分。